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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办法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jddiban.com    作者:未知    浏览:703    评论:0    
核心提示:提要:本文从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出发,概要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中的进步及应用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看法:1.经验事实与其他理论不可以是形式模型的评判基础,同样,形式模型也不可以用来讲解或预测经验现象尤其是复杂的经验现象;2.评判一个形式模型的基础只能是模型的首要条件假设与逻辑结构,而
提要:本文从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出发,概要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中的进步及应用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看法:1.经验事实与其他理论不可以是形式模型的评判基础,同样,形式模型也不可以用来讲解或预测经验现象尤其是复杂的经验现象;2.评判一个形式模型的基础只能是模型的首要条件假设与逻辑结构,而一个形式模型要紧与否,则在于该模型是不是揭示了社会中常见存在的问题,与该模型的出发点和假设是不是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重要性本质。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要紧,是由于它抓住了人类活动的核心——对公共物品的常见追求,与决定这一追求成功与否的一个最为要紧的变量——群体规模。成功的形式模型通常都是一些对于历史上长期流传下来的成语或民间智慧的数学或逻辑概要,而绝大部分已发表的形式模型因不能此要点而流于数学游戏。

关键字: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形式办法公共物品博弈论


1966年奥尔森发表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该书一经发表,即刻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它不但成了美国社会运动研究中正在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进步基础,而且大大推进了形式社会学建模办法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进步。本文将从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理论出发,对形式办法在集体行动与社会学其他范围中的进步和应用前景、打造形式模型和评判形式模型水平的要点,与形式办法的局限性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1、搭便车理论

要理解搭便车理论,第一需要理解啥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免费共享的物品。公共物品十分容易见到,譬如,在现代社会中,国防、不付费公路、社会福利、公共教育、法律和民主都是容易见到的公共物品。而社会上的大多数物品都不是公共物品,譬如,在商厦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产品,除非偷抢,不付钱就不可以获得。虽然社会多数物品不是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却是大家整个社会和文明得以存在的重要。譬如,国防这一公共物品,假如没,侵略者想打就打进去,整个国家必然灭亡。公共物品问题和与之相应的搭便车理论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中之所以要紧,是由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目的,如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男女平等、提升工作待遇、环境保护,等等,都是公共物品。

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有哪些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块想为获得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想让其他人去为达到该目的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困境。因为存在以下机制,奥尔森觉得搭便车困境会伴随一个群体中成员数目的增加而加剧:1.当群体成员数目增加时,群体中每一个个体在获得公共物品后能从中获得有哪些好处会降低。2.当群体成员数目增加时,群体中每一个个体在一个集体行动中能做出的相对贡献降低。如此,因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自豪感、荣誉感、收获感等就会减少。3.当群体成员数目增加时,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会减少。也就是说,在大群体内,一个人是不是参加某一集体行动总是无人知晓。4.当群体成员数目增加时,把该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参加一个集体行动的本钱会大大提升。也就是说,大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发起一场集体行动。因此,在一个大群体中,虽然每个人都想获得一个公共物品,但每一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这就是搭便车困境。

搭便车困境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知识,但在该书刚发表时,它对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者的震动却非常大。由于当时的大部分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逻辑与搭便车理论正好相反。譬如,马克思就觉得,伴随资本主义的进步,工人阶级的人数会增多,发生工人运动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指出,伴随人数的增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会愈加大,每一个人会愈加激动,他们发起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也就愈加大。但,奥尔森的理论却告诉大家:群体中的人越多,每一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奥尔森在他的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渠道。其基本思路是,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的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所提供的只不过一种集体性勉励,既然集体性勉励不足以让一个理性的人为了获得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那样选择性勉励就非常有必要。所谓选择性勉励就是,假如你不参加某一集体行动就不可以得到或将失去东西。奥尔森所提出的选择性勉励有三种。

其一可概括为“小组织原理”。当一个组织或社会互联网的成员较少时,其中某一成员是不是加入对集体行动的成败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因为组织或社会互联网的成员不多,大伙对某个成员是不是参加了某一行动心里都非常了解。假如一个成员没参加该集体行动,那样他就不可以获得该组织或互联网向那些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提供的种种奖励,甚至会在该组织中被边缘化。

其二可称为“组织结构原理”。该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组织假如非常大,那就需要分层;就像党组织一样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总支再到支部,一层层地分,到最后的支部一级,成员数目就非常有限了。如此,在每一个基层组织中,成员就能相互监督,是不是参加集体行动与个人利益也能较好地挂钩。这事实上是回到了前面的“小组织原理”。

第三可概括为“不平等原理”。容易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可以搞平均主义。如此,一个人在组织中所获的权力和荣誉就大概成为促进其为组织多做贡献的选择性勉励机制。一个人假如可以独立为某组织获得某一公共物品提供一笔重要的资金并从中获得荣誉,那样这个人就大概一个人为某一事业做出贡献。中国大学中随处可见的邵逸夫楼、李嘉诚基金、光华学院等等就是例子。

奥尔森可能没完全意识到,他的三个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办法事实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的。奥尔森告诉大家,假如要获得公共物品的话,大家需要有组织并且需要使该组织中有的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尤其是,当组织规模非常大时,该组织内部还需要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一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搭便车理论就是一种组织理论。奥尔森的这部分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办法背后有着非常强的精英政治看法。在一定量上,他的理论印证了米歇尔在《政党》一书中的看法,即大型组织通常会形成复杂的结构与依据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寡而划分的等级,只是奥尔森更强调这种精英组织的合理性,觉得只有这种形式的精英组织才能解决搭便车困境。

奥尔森的理论一经发表,立刻在很多研究范围导致非常大的哄动。在社会运动研究范围中,导致这哄动的背后有两个缘由:其一是奥尔森的理论假设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新一代带有左派倾向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者如获至宝,把它作为理论武器,用来批判强调非理性和情感原因的传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注1)其二是奥尔森的理论事实上强调了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重要程度。新一代学者正好使作批判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及其他社会崩溃论的武器。但与此同时,奥尔森的理论也遭到了各方的批判。

2、对搭便车理论的评论

反对奥尔森理论的人通常都从如此一个直观事实开始,即,假如奥尔森是对的,那样,在现实社会中大家应该既看不到社会运动也看不到各种为获得公共物品而发起的集体行动。然而事实是,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与大家为获得各种公共物品而做的努力所在皆是。在这部分直观知识的推进下,大家对搭便车理论进行了各种批判和修正。此类文章和书本多如牛毛,但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的——任何形式的批判差不多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奥尔森理论的种种假设上做文章,指出有的假设是有误的。譬如,奥尔森的致使搭便车现象的四个机制中,有一个是“当群体成员数目增加时,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在获得公共物品后能从中获得有哪些好处将会降低”。对于这一机制,马威尔和奥立弗就指出,在现实日常有两种公共物品。第一种公共物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在群体成员数目增加时它们有哪些好处的确会降低。不难想见,假如一条公路被车堵得寸步难行,开车甚至会比走路都慢。他们把这种公共物品称为“零和型公共物品”。但,世界上还有一种“非零和型公共物品”。顾名思义,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部分公共物品的人数增加时,群体中每一个个体从中能获得有哪些好处并不会降低。和平、民主、法制就是如此的公共物品。譬如和平,大家并不会由于有更多的人享受和平就感觉和平有哪些好处降低了。马威尔和奥立弗觉得,对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大家团结起来去争取其达成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指出其他社会机制,尤其是一些能抵消搭便车困境影响的社会机制,在形成集体行动过程中有哪些用途。如马威尔和奥立弗就指出,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临界点机制,即当加入某一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时,大家对加入此行动的顾虑越小,而不加入这一行动所需承受的重压则越大。因此,一旦越过这个临界点,奥尔森的公共物品困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为此,他们提出了重要群体理论。费尔曼和甘姆森则进一步把选择性勉励区别为外在选择性勉励和内在选择性勉励。他们把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权利分配为首要条件的选择性勉励称为外在选择性勉励,而把大家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称为内在选择性勉励。他们觉得,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勉励的重要程度,从而忽略了认可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勉励在社会运动动员中有哪些用途。他们指出,大家一旦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不但不会为我们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的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大,目的达成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越大。因此,内在选择性勉励也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渠道之一。

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经验事实。美国政治学掌握前主席奥斯特洛姆所著的《公共物品管理》可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著作。大家知晓,传统社会中很多土地,尤其是山地是公有些。大家在这部分土地上放羊、砍柴或进行其他保持生计的活动。奥斯特洛姆推理说,根据奥尔森的逻辑,大家非常可能会滥用这部分公共土地上的资源,但他对世界上各类传统社会进行了研究后发现,滥用公共资源的现象并不常见。在那些社会中,假如家要烧柴,大家都了解什么季节能砍柴什么季节不可以砍,并且大家通常也不会多砍,够用就好了,大伙都很遵守规则。这是为何呢?奥斯特洛姆发现,传统社会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有很多惩罚方法。譬如,在春季,还没到砍柴季节就有人去砍柴的话,村里的人就会把这部分人的行为看作是中邪了,甚至把这部分人看作是巫婆而赶出村子。从这部分发现出发,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大家应当如何评价对奥尔森理论的这部分批判呢?我想指出的是,以上三类批判,除第一类外,后面两类批判都是没意义的。由于奥尔森的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理论,而是一个形式理论。(注2)奥尔森对人的行为作了理性选择的假设,并且在海量的社会结构中排除去其他结构原因的影响而仅仅选择了群体大小这一基本维度。奥尔森想了解的是,当这一群理性的人中的每个人都想获得某一公共物品时,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遭到群体大小这一原因的影响的。他的结论是,当群体越大时,这群人中的每个人就越大概想被人家为获得公共物品奋斗而自己则坐享其成,结果就导致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种建模和推理办法是典型的形式模型办法。

大家知晓,对一个理论的批判通常可以从四个角度入手:一是指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二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首要条件假设或者有误或者非常无关紧要;三是指出经验现象与该理论的结论不符;四是提出比该理论能更好地讲解某一经验现象的其他理论。在实质操作中,对一个经验理论的批判总是会集中在3、四点上。在美国,只须是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明显的逻辑错误通常极少见。由于经验理论较少强调首要条件假设,因此也极少有人会从假设条件出发来批判一个经验理论。但对于一个形式理论的批判和评价,大家却只能集中在前两点上。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是驳不倒这部分理论的。奥斯特洛姆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就是从经验出发的。奥斯特洛姆的工作事实上是支持而不是不是定了奥尔森的理论,由于她的工作通篇都是讲在传统社会中大家通常不会做出违反传统的事情,由于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社会和组织力量,迫使大家遵守传统。

马威尔和奥立弗的重要群体理论,与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勉励定义也是在向奥尔森乱打炮。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两种理论不过是指出,奥尔森所提出的种种组织原则并非预防搭便车困境的惟一机制,但奥尔森从来没说过那些组织原则是预防搭便车困境的惟一机制。

费尔曼和甘姆森强调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原因在吸引大家加入一个集体行动过程中有哪些用途。虽然这部分原因的确在社会运动中有非常大用途,但在用团结感、忠诚感和认可感等定义时,不是已经不自觉地假设存在某种社会组织或互联网力量了吗?不然,一盘散沙,向哪个表示团结和忠诚?除此之外,团结感和忠诚感即便已经存在,仍然需要肯定的组织支持。一旦失去组织支持,忠诚感和团结感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中国人常说“树倒猢狲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解决搭便车问题来讲,忠诚感和认可感与奥尔森提出的组织原则并不矛盾。

最后,即便费尔曼和甘姆森的内在选择性勉励定义完全可以成立,也与马威尔和奥立弗的重要群体理论一样,他们指出的只是预防搭便车困境的另外一种机制。而事实上,大家还能举出产生集体行动的很多其他机制,譬如剥夺感、意识形态、情感,等等。大家可以假设一个运动的领导者和一般参加者加入运动背后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假设在社会运动的初期,有的人非但不搭便车,反而会抱着“我不下地狱哪个下地狱”的心情率先加入社会运动。需要指出的是,讨论社会运动动员的种种机制本身是不无益处的,但用它们来批判奥尔森的理论却是找错了对象,由于用其他理论或经验事实是不是定不了一个形式理论的。

综上,在海量针对奥尔森理论的批判中,只有马威尔和奥立弗针对奥尔森理论中的一个假设的批判是适当的。的确,奥尔森的理论忽略了零和型公共物品和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为马威尔和奥立弗提出重要群体理论提供了机会。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共有四个机制,对其中第一个机制的部分否定并不可以否定其理论的总体逻辑。

既然不可以从经验事实,也不可以从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形式理论,那样,假如把一些在首要条件假设、机制设定和推理过程上均没问题的形式模型放在一块,大家如何才能辨别这部分形式模型之间的优劣呢?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断定一个形式模型优劣的要紧依据在于这个模型的假设是不是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若干重要本质;模型的假设越重要,该模型就越要紧。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变量,即人群的数目,与一个要紧的因变量,即获得公共物品的可能性。提供或获得公共物品是很多社会赖以存在的重要,而人群数目的上升则为公共物品的获得增大了困难程度。奥尔森理论之所以要紧,缘由在此。人类文明之所以可以产生,就是由于人类可以组织起来为公共物品而奋斗。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因为人类组织能力和获得公共物品能力的提升。这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得以达成的,文明进步的重要就是组织能力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搭便车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具备核心地位。但,正由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步都是在解决搭便车困境的基础上达成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搭便车现象并不十分紧急。由于正常的组织进步机制已经排除去搭便车现象常见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何奥尔森在建构其理论时用的主如果逻辑推理而不是经验总结是什么原因所在。但,当大家放弃或背离社会进步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要紧组织要点时,搭便车困境就会变得常见起来。比如,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因为劳动与分配脱节,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任务成了公共物品,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搭便车现象,即所谓的“吃大锅饭”。奥尔森的理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之所以特别遭到看重,也是由于搭便车现象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比较常见。很多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从社会的边缘成长起来的,主流社会中的组织有时非常难为革命和社会运动所用,加上来自当权者的反对和镇压,参加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代价总是会比其他社会活动高出很多,搭便车现象因此而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3、博弈论与社会行动者模型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时,博弈论还没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微分方程于是就成了奥尔森的主要数学方法。20世纪80年代,伴随博弈论办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大家对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用博弈论进行重建和进步。整个过程大大推进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研究中的进步,其中的开创性工作是由哈丁完成的。

博弈论的基础是所谓的“囚徒悖论”。“囚徒悖论”的内容是,有两个人一同犯罪,但警察对他们的犯罪状况并没学会确凿的证据。于是警察就把他们分别关押在两个独立的房间里,叫他们各自交代罪行。两个囚徒对我们的处境非常了解:因为警察并没学会他们犯罪状况的确凿证据,假如二人合作都不交代的话,警察也只能将他们无罪开释。假设这两个囚徒都是小偷,并且偷的东西共有40个单位的价值,那样两个小偷各获得20个单位价值的财物却没遭到法办,这种结局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叫两个囚徒均选择了合作。但这两个囚徒心里也了解,假如一个人坦白而另一个人不坦白,那样,不坦白的一方就要被判20个单位时间的徒刑,而坦白的一方就会被赦免。在这样的情况下,A在博弈中所获得的是-20,而B获得的则是+20。同理,若是B不交代而A交代,那样B在这场博弈中所获的则是-20,而A获得的是+20。还有一种状况是A和B都坦白,坦白对于警察的意义就降低了,于是对A和B各给予10个单位时间的徒刑,或者说他们在博弈中的收成都是-10。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两个囚徒来讲,最大的效益应该是二人都坚持不坦白,但实质日常的结果却总是是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由于两个人都会想,假如我不坦白而他们坦白的话,我就倒大霉了,但假如我坦白而他们不坦白的话,我就会获得非常大有哪些好处。也就是说,两个囚徒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选择了坦白这一方案,最后却获得了对双方来讲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经典的“囚徒悖论”。或许正是由于谙熟囚徒悖论的逻辑,中国人才会有这么一句俗语:“两个人偷一头牛不如一个人偷一只鸡”。




在博弈论中,这种囚徒博弈被叫做“二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以此为基础,哈丁把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表述为一个囚徒博弈模型。大家假定一个社会运动有n个人参加。假定这n个人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结果人多势众,罢工成功,大伙工资都上涨10个单位。但,罢工期间是没工资的,参加罢工还要冒其他风险,所以可能会有一个人不想参加罢工,企图坐享其成,这就形成了一人不参加而别的人都参加的状况。但,当参加罢工人数不少时,一个人参加与否无关大局,因此这场罢工最后还是会获得胜利。胜利后,不管参加还是没参加罢工,所有人的工资都会增加。这个时候,参加罢工的人的收成是10个单位,而没参加罢工的人由于没付出任何代价就涨了工资,大家假定他的收益为15个单位。既然如此,就大概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大部分人都想搭便车,被人家去奋斗而自己坐享其成,以达到最大回报。结果,大伙都选择不去参加罢工,并因此而什么也得不到。或者说,由于每一个人都想得到15个单位的收益,结果每一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从囚徒博弈模型来看,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只是一种特殊的囚徒博弈模型,即“n人一次性囚徒悖论博弈”。

相对于传统的数学办法,大家可以较为容易地改变囚徒博弈模型的结构,并在模型中加入不一样的变量和假设。如此,关于公共物品问题的剖析就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近年来,以囚徒博弈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机模拟模型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非常大进步。一方面,大家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各种社会结构变量以研究各种假设条件下人的行为的改变,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限制性理性”。哈丁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在人的行为模式上做文章,依这条路径进步起来的就是现在在美国渐渐走红的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在这方面,一个最为出色的开创性著作是阿克塞罗德的《合作行为的发生》。

阿克塞罗德是密歇根大学习政治系教授。其全书的论点都是以下面这个试验为基础的:他邀请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一个竞赛,参赛者需要与他人玩一个多次博弈的游戏,每个参赛者在每次博弈时可选择与他们合作或者不合作。在二人博弈的状况下,每一次游戏结果的得失矩阵与图1基本相同。不一样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图1中的囚徒A和囚徒B需改成参赛者A和B,不坦白须改成合作,坦白须改成背叛。因为阿克塞罗德把哈丁的n人一次性模型改成了一个2人m次模型,所以参赛者可以依据自己不一样的常识背景来设计整个博弈过程的行为方案。有人可能在m次博弈中每次都选择合作,有人可能会每次都选择背叛,有人甚至会让计算机帮他随机选择方案,不一而足。阿克塞罗德想了解比赛结束后,采取哪一类方案的人总得分最高。结果是,当博弈次数非常大时,总得分最高的方案并非我以上所列举的那些方案,而是一种被叫做“一报还一报”的方案。这种方案非常简单,就是首次一直采取合作,将来就跟着他们的上一次方案走。假如他们上一次采取的是合作,那样我这一次仍然采取合作;假如他们上一次采取的是不合作,那样我这一次就采取不合作。可以看出,“一报还一报”的方案与做一个有原则的好人的原则差不多,即做人第一要与人为善,假如他们对你做了坏事你绝不可以姑息养奸;但他们一旦承认错误,你就应该原谅他。

得到这一结果后,阿克塞罗德把它公布了出来,并邀请各学科的学者第三参加同样一个比赛。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大伙都了解“一报还一报”的方案在上一次比赛中获得了1、,于是专门针对这种方案去设计方案,就像打擂台一样,想方法打败它。尽管这样,第二次比赛的结果还是“一报还一报”方案的总得分最高。于是阿克塞罗德就下了如此一个结论:因为“一报还一报”这一方案显然是一个最佳方案,因此,当博弈次数非常大时,只须博弈的一方有理性学习力,或者说虽然博弈的一方没理性学习力,但其“总得分”的高低可以转化成某种进化重压,迫使其行为产生“突变”的话,那样,在多次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的行为就会趋同,即渐渐在博弈中采取合作这一方案。因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各类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因此阿克塞罗德觉得,他的这个实验揭示了人类合作行为得以形成和进步的基本动力。阿克塞罗德觉得,只须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即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走向合作。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首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上的壕沟战。那时壕沟挖得比较浅,在壕沟中走路时假如不小心把头抬起来就会遭到敌方士兵的冷枪。战争开始时,法、德两国的士兵互相用这一办法打去世了他们很多人。但到战争后期,双方士兵的行为都起了变化:假如一方的士兵头抬得太高,他们就朝他头的上方打一枪警告一下,而不是把他打死。其中的逻辑是,这次假如我把人家打去世了,下次我不经意间把头露出战壕时,人家也会把我打死。根据这一逻辑,双方士兵在敌对的场所下达成了实质的合作。阿克塞罗德强调,他的模拟结果不但可以用来讲解人类社会中合作现象的产生,而且可以用于讲解生物的合作性行为的产生。的确,生物学中有一个要紧现象,即协同进化。其中一种协同进化现象是,生物之间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如下演变:从捕食与被捕食关系,渐渐转变为寄生与被寄生关系,并最后转化为共生关系。

与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一样,阿克塞罗德的理论对大家理解现实日常的很多现象非常有启迪。譬如,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现在在中国学术、生活和商业等很多范围很风靡。这部分问题的一个要紧根源正是中国社会变迁太快,各种社会规则或者正在失去效力,或者尚未确立,或者时刻在变,目前大伙遵守的某一规则,两年后可能就需要遵守另外一种规则。从阿克塞罗德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飞速变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链很短,这使机会主义行为成了事实上的最佳选择,尽管这种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导致了很大的害处。机会主义行为在多变环境中是优势行为这一理论在生物学中也可以找到例子。在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当环境多变时,很多物种就会采取机会主义的r方案;当环境稳定时,很多物种就会采取k方案。采取r方案的物种,寿命较短,个体较小,大规模生殖,对后代却不照管,其存活行为可类比为不合作行为;采取k方案的物种,其存活方案正好与采取r方案的物种相反,其存活行为可类比为合作行为。上述例子表明了人类交往过程中规则稳定的重要程度。

在日常,有时小商小贩的东西即便实惠大家也不敢买,而情愿多花一点钱去大商场。在大商场买了假货,你可以去找他,而小商小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假如用阿克塞罗德模型的逻辑来剖析就是,大百货商店由于没法跑,所以它与客户之间的博弈链就非常长,而小商小贩可以卖了就跑,所以他与客户之间的博弈链就非常短。因此,大商场要想把业务做下去就需要维持信誉,而小商小贩就没这种顾虑。

阿克塞罗德的工作证明了,当博弈链加长时,参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方案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论是对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一个补充。他告诉大家,要想让一个人能积极加入一个集体行动而不搭便车的话,就需要让这个人知晓,他是不是参加由某个团体发起的集体行动这一决策只是他与这个团体之间难以割断的关系的一环。这就是为何中国的大学生在参加集体行动这一问题上有时会有非常大的动员潜力是什么原因。在中国大学中,6-8个学生同住一个宿舍,一住就是4年,这就意味着这部分学生是处在一个博弈链非常长的阿克塞罗德游戏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相互合作就成了他们的最佳方案。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的学生运动时发现,假如大部分学生觉得参与某一集体行动是正义的,就会给不想参加的学生形成非常大的重压,为了不致被孤立,很多人身不由己地卷入进来。

囚徒博弈模型预测,囚徒在被逮捕后通常会出卖他们,但在实质日常很多囚徒被捕后并不出卖同伙。他们互不出卖有不少缘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囚徒A假如出卖了囚徒B,他就大概遭到囚徒B出狱后或其在狱外同伙的报复。换句话说,囚徒A和囚徒B都了解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为此,在美国,政府专门设有一个证人保护项目,那就是当政府需要某人为一个要紧罪犯在法庭上做重要证词时,假如罪犯的权势非常大,证人有顾虑,那样,作为回报,政府不但会对该证人的罪行不予起诉,而且会给他钱,把他的身份、名字等等全部改掉,然后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在那儿过着舒适的生活。当然,美国的犯罪集团也会挖空心思找到这个证人,并把他处死。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线拴上的鸟》讲的就是如此一个故事。在这里大家看到,作为对垒的双方,政府一心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一刀两断,让罪犯放心大胆地去背叛他的同伴;而犯罪集团则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拼命拉长,让被捕的罪犯知晓背叛同伴是没好下场的。政府和犯罪集团之间孰输孰嬴就看他们的权力和所控制的资源的多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搭便车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权力问题,解决搭便车困境的真谛在权力上。搭便车困境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难以克服的难点,就是由于与当权者相比,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组织者手中所拥有些权力和资源实在有限。

如上述,在阿克塞罗德的2人m次博弈模型中,博弈链的加长会大大提升博弈双方合作的机会。但,假如参加博弈的人数大大增加,状况就不同了。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数超越肯定规模之后,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小,也就是说,即便博弈链非常长,参加博弈的个体之间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大。阿克塞罗德的模型只能讲解小规模合作行为形成的可能性,譬如说,可以讲解采集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形成,但不可以讲解国家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克塞罗德的理论只是对奥尔森理论的一个补充,它们彼此并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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